土地因素对农户劳动力乡城永久转移意愿的影响研究

通过对安徽省、湖北省6户农户的问卷调查,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农村土地因素对农户劳动力乡城永…

  通过对安徽省、湖北省6户农户的问卷调查,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农村土地因素对农户劳动力乡城永久转移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土地调整次数及农户所在村耕地流转市场自由程度对农户劳动力永久转移意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耕地基础设施条件、农户对国家有关农村土地管理政策的了解程度、农户转入耕地行为对农户劳动力乡城永久转移意愿具有负向影响。依据土地因素对农户劳动力乡城永久转移意愿的影响结果,通过清晰地界定农户土地权利性质及其权能构成,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市场,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搭建土地保障与社会保障之间的转换平台,以消除农户土地价值变现障碍、弱化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从而削弱农村劳动力永久定居城镇的后顾之忧,以便更好地推进中国的城镇化发展。
关键词土地因素;乡城永久转移;意愿;农户调查
基金项目F东北农业大学博士启动基金“土地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机制研究”(1RCB5);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于农户视角的黑龙江省农地流转行为与劳动力非农就业决策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15b1)
作者简介F黄善林,男,东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讲师(黑龙江 哈尔滨 153);卢新海,男,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74);孙丹,女,黑龙江时代国土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工程师(黑龙江 哈尔滨 153)
中图分类号F3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9(13)31346收稿日期F191
B1一、引言
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并永久定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及城镇化进程中的显著现象。然而,中国农村人口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更多地表现为非永久性转移。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农村土地作为农户家庭生产生活行为的重影响因素之一,在此过程中扮演重角色。虽然,大量农村劳动力常年外出务工并在城市生活,但同时与农村有着无法割断的联系,如保留农村土地,外出务工收入的重部分被用于农村住房条件的改善。最终,非永久性转移形成农民进城打工的双重身份和双重占地行为,使得农村居民点用地和城镇用地同步增长,产生城乡建设重复占用耕地的不合理现象1;此外,由于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土地产权流转市场不健全,造成农村土地粗放利用甚至抛荒、农地难以规模经营,其结果是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周期性越明显则农户长期投资越少,这给农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及国家粮食安全带来一定的挑战。
农村土地及其相关因素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已经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现有研究的重点是分析土地禀赋、土地流转、土地产权稳定性及安全性等因素中的某一个或少数几个因素对农户劳动力乡城转移决策的影响~8。然而,对农户劳动力是否愿意放弃农村土地而永久定居城镇的研究较为欠缺,且实证研究多停留在问卷调查及简单统计分析的定性研究阶段91,即使是为数不多的定量研究,也多从劳动力个体行为角度展开111,对农村土地的重视不足。
本文在现有研究尤其是农村土地对劳动力转移影响研究的基础上,以农户家庭(而非劳动力个体)为研究单元,以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1314,运用问卷调查法,构建Logistic实证模型,分析与农村土地相关的并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及其管理制度的因素对农户劳动力乡城永久转移意愿的影响,以揭示土地因素对农户劳动力乡城永久转移的影响机制,进而为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改革供现实依据。
B1二、影响机制与研究假设
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农户永久转移是为了追求比转出地更高的比较经济效益。依此逻辑,农户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经济成本越低(拥有的耕地数量越少或农村土地处置越便捷),其放弃土地的愿意越强烈,进而实现永久转移15。此外,韦伯曾经指出,处于“传统主义”下的农民,其追求的并不是得到最多,而只是追求为得到“够用”而付出的最少16。在愈加复杂的社会结构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农民对市场信号的心理反应过程是相当复杂的,因此,他们的“理性选择”必然是多元的。由于条件和信息的有限性以及满意与效用的相对性,在真实的世界中,人们对其所追求的目的不可能取得“最优”解,而只能取得一种相对意义上的“满意”解17。这与行为经济学中的系统偏差理论相吻合,即在众多不确定性及风险因素作用下,农户进行乡城永久转移决策时往往遵循损失或风险最小化原则。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黄善林,等土地因素对农户劳动力乡城永久转移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安徽省、湖北省6户农户调查
JP由于中国特殊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和管理政策,农户作为农村集体成员,被自动赋予耕地和宅基地的使用权,而耕地及宅基地所有权则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农户作为集体成员,免费获得耕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这也被认为是变相的农村福利政策。此外,自5年国家全面取消农民的农业税负后,农户使用耕地不但不需缴纳农业税,还可以从国家专项的农业补贴款项中获得国家农业转移支付。这样,农户一旦计划永久转移到城镇,则意味着他将失去原本可以免费或以低成本获取的农村集体成员权利或面临失去该权利的风险。JP
综上,土地因素对农户劳动力乡城永久转移意愿的影响,可转化为三个方面的影响机制
其一,农户拥有的耕地,一方面可以为农户永久转移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又会成为乡城永久转移的障碍。当农户从土地上获得的收益能够支撑农户乡城永久转移时,农户拥有的土地数量与其乡城永久转移意愿是呈正相关关系的。然而,在中国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村土地几乎被平均分配到每个人或农户手中,单个农户的土地规模不大,土地规模经营尚未形成。因而,农户土地收益难以支撑农户劳动力乡城永久转移意愿的形成。因此,拥有较多土地的农户,为了利益损失最小,其乡城永久转移的意愿较弱。但如果农户拥有的耕地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并使得土地规模效益凸显时,收入不断增长,支撑农户乡城转移的经济实力增强(尤其是向小城镇永久转移)。同时,农户耕地的基础设施条件越差、细碎化程度越高,其土地收益则越低,丧失耕地权利的损失也越低,乡城永久转移意愿则相对越强。据此,可以得到如下假设
假设1耕地资源数量与农户劳动力乡城永久转移意愿呈U型关系。
假设耕地质量抑制农户劳动力乡城永久转移意愿。
其二,农村土地具有较强的社会保障功能。当土地的保障功能丧失或不显著时,农户对土地的依赖性将减弱,其放弃土地的意愿会上升。土地保障功能与农户土地产权的安全性及稳定性直接相关,即安全的、稳定的土地产权关系,会增强土地的保障作用,进而削弱农户永久转移意愿。同时,由于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使得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更为突出。因此,可以得到如下假设
假设3安全、稳定的耕地产权弱化农户劳动力乡城永久转移意愿。
具体来说,耕地产权安全性及稳定性可以用是否拥有承包合同、土地调整的次数、农户对土地政策了解程度及农户所在村耕地产权安全状况等指标来进行表征。拥有承包合同的农户,一方面受到合同的约束,另一方面承包合同也保障了农户的土地权利,其永久转移的意愿较弱;土地调整越频繁,则农户对其未来所能得到的土地份额及其稳定性难以预期,其永久转移的意愿较强;对农村土地管理政策了解程度高及所在村耕地产权较为安全的农户,由于了解国家保护农民土地权益、限制土地调整等相关政策,则不会担心失去土地,土地的保障功能较强,同时,这些农户也知道其拥有的土地是不能进行买卖的(即其土地权利变现性差),因而其永久转移的意愿则较弱;相反,认为耕地及宅基地权利是私有的农户,从其心理认知来看,认为自己可以随时通过“出售”方式将其土地权利变现,因而其永久转移意愿较强。
其三,农户处置土地的便捷性及其处置回报可以补偿农户放弃集体成员权利所造成的损失。当农户处置土地较为便利时,如转给他人使用、以土地换资本(变卖土地资产),则农户劳动力可以安心的转移到城镇从事非农工作,而不用担心其拥有的土地权利被剥夺。即,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对永久转移意愿具有较强的影响。具体地,转入耕地的农户永久转移意愿较弱,转出耕地的农户永久转移意愿较强;所在村耕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及宅基地买卖的自由程度越高,农户处置其所拥有的土地较为便利,其永久转移的意愿较强。因而,可以得到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4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市场能够增强农户劳动力乡城永久转移意愿。
此外,按照“相对贫困假说”,相对贫困程度较低的农户的转移的意愿较弱1314。由于中国城镇住房价格较高,普通的乡城转移就业人员难以承受;再者,农村宅基地和住房是农户多年财富积累的成果,且是其在农村身份及地位的一种表征。在农村房地产市场尚未形成之时,因无法得到合理的补偿而造成永久转移的损失相对较大,拥有的宅基地及住房面积在社区中的位置越靠前的农户,越不情愿放弃其在农村所拥有的面积较大、环境较好的宅基地和住房。即农户所拥有的耕地、宅基地及住房面积处于其所在村的较靠前位置者,其永久转移意愿较弱。因而,假设
假设5农户土地相对贫困程度与农户劳动力乡城永久转移意愿存在正相关关系。
B1三、实证模型与解释变量选择
B(一)实证模型
由于农户劳动力乡城永久转移意愿是二元可分虚拟变量(即农户有乡城永久转移意愿时为1,没有则为),因此,可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经过Logit变换后的实证模型形式为
LogitPZ(=lnJB((SX(P1-PSX)JB))=Z=α+βFXF+βLXL+βVXV+εZ)
中的“耕地流转市场的自由程度”、“耕地产权的安全程度”和“宅基地买卖的自由程度”3个因素,共17个土地因素。除包含现有研究文献中所涉及的土地因素外,本研究还包含了能够全面反映中国农村土地及其管理现状的其他土地因素或变量。
其中,劳均耕地面积及其平方项表示农户家庭耕地资源数量状况。为了探索耕地资源数量与农户劳动力乡城永久转移意愿之间的曲线关系,特加入了耕地数量的平方项;平均地块面积及耕地基础设施条件用来反映耕地质量情况,其中平均地块面积表明农户家庭耕地细碎化状况,平均地块面积越大,则说明耕地细碎化程度越小;是否拥有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土地调整次数及农户所在村耕地产权安全程度用来表示农户耕地产权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状况,拥有承包合同、土地调整次数少及农户所在村耕地产权安全度高则说明农户耕地产权安全性和稳定性较高;此外,农户土地产权认知状况,即农户对农村土地政策的了解程度、耕地产权的认知及宅基地产权的认知,从侧面反映农户对土地产权安全性和稳定性的认知;农户是否转入耕地、是否转出耕地及农户所在村耕地流转市场自由程度,用以描述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及土地流转难易程度;农户所在村宅基地买卖的自由程度决定农户住房的流通性和变现能力;农户土地相对贫困程度则用农户耕地相对贫困、宅基地相对贫困、住房相对贫困三个指标来表征。
社区因素中“耕地流转市场的自由程度”是通过询问村干部有关农户向村内、村外居民转让、转包、出租土地承包经营权及代耕的限制情况等四个问题,对其进行量化,其数值为四个问题得分的总和;“耕地产权安全程度”则是通过询问村干部有关耕地利用过程及其产权调整限制情况的五个问题(即农户家庭人口增加及减少时是否调整承包地、对农地撂荒的限制、对农户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劳动及外出务工时的农地承包权限制),并对其进行量化,其数值为五个问题得分之和;农户所在村宅基地买卖的自由程度通过询问村干部有关本村对农户向村内、村外居民买卖宅基地的限制情况,并对其进行量化。
四、模型检验与结果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存在大量外出务工人员的安徽省含山县和湖北省洪湖市、京山县和天门市作为调查区域,具体实施时间为9年1月日至1年1月5日。调查对象为拥有承包耕地(无论是自己耕种还是通过流转方式转给他人耕种)的农户(不包括林牧渔专业户)及村干部。其中农户调查采用入户访谈和发放问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共访谈和发放问卷8份,回收7份,其中有效问卷6份,有效率达86%;村调查采用访谈的方式进行,访谈71个村,填写问卷71份,其中有效问卷71份,有效率1%。
(二)模型检验与结果
运行Logistic模型,模型估计的结果如表所示。Logistic模型的Chisquare值为6984,显著性达到1%,- Log likelihood值分为76156,模型拟合准确率达659%。可见,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
五、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由表可知,农户劳动力乡城永久转移意愿的影响因素中共有7个因素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包括5个土地因素,按照影响程度大小排列依次为农户家庭需照料的人口比率、农户家庭是否有乡城转移劳动力、农户转入耕地行为、农户对农村土地管理政策的了解程度、耕地基础设施条件、农户所在村耕地流转市场自由程度和农户经历的土地调整次数。其余的与土地相关的因素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土地因素中土地流转状况、基础设施条件、政策认知及耕地产权稳定性是农户计划是否永久转移到城镇时考虑的主因素。
农户家庭因素中,需照料的人口比率和是否有乡城转移劳动力是农户劳动力乡城永久转移意愿影响程度排列前两位的因素。前者与永久转移意愿存在负相关关系,后者对永久转移意愿有激发作用。需照料的人口占家庭总人口的比重越大,则永久转移到城镇以后,学龄前儿童的抚养费、老人的赡养费等费用将远高于农村,家庭经济负担将变得十分沉重,势必削弱农户劳动力乡城永久转移的意愿。对于存在转移劳动力的农户家庭来说,他们已经有一定的城镇生活经验及资本积累,并且对自己在城镇定居的未来状况有一定的预期,因而,其选择永久转移的意愿越强烈。这两个家庭因素均与预计的影响方向一致。
耕地基础设施条件与农户劳动力乡城永久转移意愿呈负相关关系,即耕地基础设施条件越好,农户永久转移的意愿越弱。这说明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的耕地具有较好的产出效益,农户更想保留该份容易耕作、收益相对较高的耕地,不愿放弃,从而削弱其永久转移的意愿。这与研究“假设”的推断一致。
土地调整次数与农户劳动力乡城永久转移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即经历较多次土地调整的农户家庭,其永久转移意愿越强。土地调整会造成农户耕作的耕地数量、质量、区位等发生变化,致使农户对未来耕地的状况难以预测,农业生产及投资的长期计划难以制定,进而削弱其土地投资的积极性,使得农户对耕地收入功能及保障功能的估算价值降低。最终,农户放弃现有耕地所造成的价值损失也会降低,其乡城永久转移的意愿也就越强烈。该结论与研究“假设3”相吻合。
农户对国家有关农村土地管理政策的了解程度与农户劳动力乡城永久转移意愿呈负相关关系。中国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农户仅拥有耕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耕地及宅基地的买卖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农户了解相关规定的程度越高,则越清楚其拥有的土地处置权利,越清晰地知道自己耕作的耕地及使用的宅基地无法在市场上实现其完整的价值,即失去耕地和宅基地相关权利是无法得到其预期的补偿的。因而,他们计划永久转移的意愿也就比较弱。这与研究“假设3”一致。
农户转入耕地行为与其劳动力乡城永久转移意愿呈负相关关系。该因素是除家庭因素中需照料人口比率和是否有乡城转移劳动力之外,对农户永久转移意愿影响强度最大的因素。转入耕地的农户家庭,其劳动力乡城永久转移意愿比没有转入耕地的农户家庭弱。这说明存在耕地转入行为的农户,通过流转的方式耕作他人耕地,增加自身耕地经营规模,追求规模效益和农业生产效用最大化,从事农业生产是其现在及未来获取收入的主途径,因而,其乡城永久转移的意愿较弱。该结果基本上证实了“假设4”的推断。
JP农户所在村耕地流转市场自由程度与农户劳动力乡城永久转移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国家法律法规允许农户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耕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各地方政府尤其是在乡镇及村级层面,农户耕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转包、租赁、代耕等流转行为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尤其是转入方为非本集体成员的情形。开放、自由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有利于农户耕地权益的充分实现与保护,有利于农户更加便利、及时的处置耕地,有利于耕地价值的合理变现。在此情形下,农户担心由于长期不在农村而被剥夺土地相关权利的恐慌心理也会减弱,因而,可以放心的、长期甚至永久转移到城镇。该结论证实了“假设4”的推断。JP
除以上因素外,农户耕地资源数量、平均地块面积、是否拥有承包合同、耕地及宅基地产权认知、转出耕地行为、土地相对贫困、农户所在村耕地产权安全程度及宅基地买卖自由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农户在进行乡城永久转移决策时,主考虑其是否具备定居城镇的经济实力及是否喜欢城镇生活以及农户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而受其拥有耕地资源数量的影响不大,即对于愿意并具备永久转移到城镇的相关条件的农户来说,保不保留农村耕地及宅基地已经不重了。
B1六、政策启示
从以上定量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土地价值及其变现的难易程度和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对农户劳动力乡城永久转移意愿产生重影响。从土地因素的角度分析,在设计未来是否永久转移到城镇时,农户家庭关心和考虑的主问题是拥有哪些耕地及宅基地权利?这些土地相关权利能否自由处置?处置土地相关权利的便利程度如何?失去土地后是否会“吃不饱、穿不暖、住不好”?实现中国农民工农业转移人口彻底市民化,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需从排除农户土地权利价值变现障碍和弱化土地保障功能的角度设计相应的制度和政策。具体地,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清晰界定农户土地权利性质及其权能构成。参照国有土地使用权相关规定,赋予农户更加完整的农地及宅基地使用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及部分处置权。()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市场,充分保障农户土地权利的价值实现。遵循同地同权同价的原则,制定农村土地(农地及宅基地)价格评估规程,建立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高农户土地流转的市场自由度。(3)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搭建土地保障与社会保障之间的转换平台,从而弱化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消除农户因放弃土地而担心无保障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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